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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化是一种深层次的民主化过程。

然而从中国现行宪法的体制设计来看，这个结果却是并不奇怪、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第二部介绍上述《齐玉苓案》和《孙志刚案》等案例，并探讨它们所带出的宪法学议题。

(5) 加强对于「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并确认「私有财产权」的概念(第13条)。童之伟等︰〈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3年年会综述〉，《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页190。38 建议书全文见于法律思想网(见注2)。以后要走的路还会很长，包括逐步扩大言论、出版、新闻、结社、集会、宗教等自由，增强各级人大选举中的自由和公平竞争成份，以至把直接选举从县级人大扩展至市级以至更上级人大，直选乡、镇、县的行政首长等。8 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页4。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有朝一日法院颁令要求一地方政府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才是受教育权的真正司法化。16 王利明︰〈进一步强化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法学家》，2004年第1期，页9，12。其核心理念是强调社会公共需要即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公共性。

〔4〕预算审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权力的具体表现。〔2〕王绍光：《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读书》2007年第10期，第12页。预算审批民主性原则要求在预算审批过程中通过听证程序，为民众提供诉求表达途径，吸收其合理的意见，最终形成体现公众意志的预算决策。广泛聘请经济、法律、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和专业人员协助进行统计资料收集、经济趋势预测、预算效益分析等工作。

〔1〕正如有学者所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首先要让它看得见。〔19〕三、完善预算审批制度的构想（一）完善专业性审查、健全预算审查主体体系预算审批是一项复杂而严谨的工作，政策性、法律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多个专门机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

尽管这种分项审查表决的审批方式在程序上稍显复杂，但是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避免陷入或者全部通过或者全盘否定的困境。这也是目前各级人大主要依赖初审来加强人大预算监督的一个主要原因。〔25〕刘剑文：《预算审批制度改革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法学家》2001年第6期，第52页。国会还下设了预算办公室作为附属机构，协助预算委员会进行预算审查工作。

建议大力加强预算审查辅助队伍建设，充实完善现有的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进一步扩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编制，实行专业审查师制度。〔11〕参见《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第19条、第40条、第65条、第74条。为弥补人大具体审查机构审查力量的不足、提高预算审批实效，建议各具体领域的预算草案尽量安排人大相关委员会人员参与初步审查。美国两院各专门委员也会根据调查、听证情况将其预算收支初审意见提交预算委员会。

为了确保预算草案完整全面地反映预算信息，便于代议机关审批监督，也便于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监督政府的财政行为，建议将预算草案项目细化到项，有条件的要细化到目，如一些建设性事业支出等。政府预算草案经国家代议机关审查批准后，成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并得以实施，体现国家代议机关代表全体公民对政府预算草案的最高决定（同意）权。

〔2〕预算监督的核心是立法监督，立法监督的关键在于预算审批。第二，赋予人大预算分项审批权。

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两院预算委员会将各专门委员会对于预算建议的额度予以汇总，并决定预算支出适当水准授权总额、公共债务、超额赤字、联邦收入等，起草预算共同决议，设定总的支出水平，并根据不同的政府项目，将全部费用在国会各个委员会之间进行分配我国存在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四个法域。二、 对策思考：行政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一） 规范权力体制第一，行政立法权主体获得授权的依据应当严格依照宪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规范性文件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的问题以及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冲突，大都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发现或当事人诉诸法院请求给予解决后才被发现的。自1980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数量一直在增加，使它们因为国务院的认定，获得了规章制定权，这实际上是一种由国务院行使立法授权的过程。

从我国行政法律规范的整个实现过程来看，冲突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它并不意味着宣告特定行政法律规范无效，而只是对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发生之后，规范适用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和指引。

这部规范法的特点：一、这部规范法应当由全国人大来统一制定以及解释。同时，从渊源和根源的意义上，必然涉及对中国特色的挖掘，所以采用缘起，特别突出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分析的必要性。

2. 事权不清导致立法权限不清不同立法权主体之间的事权界分，普遍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第二，建立起行政法律规范的定期清理制度，提升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性。

另一方面，地方行政立法权大幅扩张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二、这部规范法的规则应当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指引性规则，类似国际私法中的冲突法规范。另一类则是立法技术的粗疏，法律规范名称的不统一，法律概念的内涵不稳定，上位立法过于刚性。四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区际法律冲突。

（三） 科学与规范立法提升规范语言的科学性，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行政法律规范的概念应统一界定，或提供专门的解释规则。《立法法》明确了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它们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施行并具有同等效力，但在权限重叠范围内，由于事前没有界限，两种规章的冲突无法事先预防。

2. 执法不规范引起冲突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设完成，所以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规范是明确的，但由于有关执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或存在违法行使职权责等情况，仍会出现行政法律规范在实现环节发生冲突。如果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授权的权力，已经突破了《宪法》业已确定的立法授权框架，国务院进行立法授权就更加难认为是合宪的权力行为。

中央和地方立法授权对象的扩张，还表现在使用较大的市这个非规范的概念。第四，由于对新体制内涵把握不准确，或指导思想的调整或变化，采用宜粗不宜细的表述方式，在立法上形成了大多的模糊性概念或过于原则的规定，导致对法律理解和解释的不同，从而产生法律冲突。

首先，早在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修改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0条中就将规章制定权主体扩张到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作者简介：广州大学副校长，公法研究中心、法治广州研究中心研究员。从1982年到现在，无论是立法机关的数量还是机关性质，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立法授权行为在实践中未曾中断，导致行政立法权主体不断扩张：一方面，在中央层面，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各部委在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第2条第2款中被改成了部门，并为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继续沿用，这就将规章制定权主体扩张到非部委、并直至属于国务院各部门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部分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第二，无论是新旧行政法律规范都未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其实，并非所有的事项都需要行政法律规范来直接调整，能够根据社会自治的力量自我调节的事项，行政权就不必直接介入。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和法律最高解释权主体和监督权主体，应当强化它对行政立法权与行政法律规范实施过程的合法性审查和监督。

3. 利益冲突导致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由于我国诸多立法权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特定区域或范围利益代表的角色，所以发生区域利益或部门利益冲突的时候，立法权主体的角色意识就会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制定规范时候未对上位法就同一调整对象的规定进行充分、全面的了解，制定出与其他法律，甚至上位法规范内容抵触的条文等。

其次，《宪法》只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分别作出了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授权。科学、规范立法至少还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应当提升行政立法权程序的民主参与度。